为了大地苍生

              （报告文学）

               舒德骑

这是一粒稻谷种子的传奇。

也是一位水稻科学家的人生传奇。

几千年来，围绕着土地和粮食，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不知发生了多少杀戮和战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告诉他子孙们一个最根本的生存道理。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大地的丰收，为了芸芸苍生远离饥饿，人间不再出现饿殍盈途、易子相食的悲惨情景，他们穷尽毕生心血和智慧，努力实践着这一伟大而朴素的夙旨。

在当代中国，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人生就在创造着这样的一个奇迹。他的名字叫——周开达。 

 饥饿寒冷童年梦

云帐铅灰，风寒露冷。

一个孱弱的少年，放学后从一个叫“观音堂”的学校出来，踽踽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过几道田坎，他艰难地爬上了回家那条山道。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肚皮早就饿得贴着脊梁骨了。走着走着，他眼睛发黑腿脚沉重，一路不断地扶着路边的小树，好不容易才爬上了眼前的山坡。

路湿苔滑，这条每天上学都要走过的林间小道，今天似乎变得特别漫长，好像没有尽头。爬上坡顶，他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抱着书篼，在一个避风的凹地坐了下来，昏昏沉沉地靠在一棵树上歇息。暮鸦归巢，路上早已没有了行人，四处静悄悄的，只有阴冷的风呜呜地吹着，像有人在耳边凄凄哭泣——是的，最近村里老是死人，经常都有大人小孩这样哭泣。

少顷，他抬头朝山下望去，只见稀疏的树丛间，掩映着几块高低错落的薄田瘦土，草黄山瘦，田野杂芜，一派萧索的景象。这个时候，原本该是农人们收工回家吃饭的时辰了，然而那一座座低矮破败的草屋里，没有人声，没有狗吠，也没有一户人家房顶在冒着炊烟。

这个地方叫先锋场，位于四川（今重庆）江津境内。

这个孱弱的少年，名叫周开达，他出生在这里一个贫穷的山坳里。

江津，位于川东地区，因地处长江要津而得名。这里，水源丰盈，雨量适中，日照充沛，很是适宜庄稼生长。寻常时节，这里朝可见那连绵起伏的稻禾在风里摇曳，暮可闻渔夫在大江上悠然唱晚。这块依山傍水的土地，原本历史厚重、人文荟萃，本该是物产丰饶、民富境安才是——然而，留在周开达童年记忆中的，却是一个令他伤心和哀痛之地。

在周开达出生的年代里，军阀连年混战，天灾人祸频仍不绝，整个地区被弄得来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在他出生后不久，不但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样的人祸，还接连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罕见天灾。

《江津县志﹒大事记》载，民国三十七年，这里先遭夏旱，后遭水灾，土地大部撂荒，田土大面积减产，有的地方竟然颗粒无收。时四川政府公报称：“川东灾区先是赤地千里，继而沦为泽国。庄稼无收，政府无力赈济，几月以来，贫民口食一为酒糟，二为芭蕉头，三为草根树皮，四为白鳝泥（又名观音土）。其中江津永兴场、几子场灾民多食泥土，更有饥民‘易子相食’骇人传闻。”

真是行船偏遇顶头风，屋漏偏遭连天雨。

翌年，江津继续大旱，届播种之期仍无透雨，田土龟裂，田土荒芜，种不能下，庄稼依然无收。“城乡贫民朝不保夕，以草根、树皮、土块为食。以致饥民或四散逃荒，道有饿殍，或占山为匪，厮聚掠粮……”

“那时，虽然我人还小，但湾子里和邻近村里的人挨饿的情形，饿死的人抬到坡上去掩埋的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掉……”周开达长大成人后，后来回到家乡搞试验田时，他想起当时的情形时，神情黯伤地对村民们说道，“那时，我家里也没什么吃的，吃的都是什么树叶、草根、芭蕉头之类的东西，有时虽能拌上一把米糠或酒糟，但这种粗食，我们几弟兄每顿也只能分到一小碗……很多时候，没有吃的，就只能挨饿。在冬天的夜里，那又冷又饿的滋味，实在难熬呀……”

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一个儿童心灵中留下的伤痕可想而知。

那几年，周开达他们湾子里，以及附近的村子里，都在不断地死人。据《江津县志》载，永兴场等地界上，连树皮草根也被人挖剥殆尽，有的村庄饿死的人竟有十之三四。由于当时死人太多，埋葬死人时竟找不到几个有劳力的人来抬！

周开达有一年回到家乡，还和乡亲谈起他记忆中的一件事情：当时湾子里有个年纪比他小两岁、名叫“黑串儿”的崽娃，这年春天，饿得实在不行，吃了几块大人用艾叶和白鳝泥揉成的“粑粑”。这孩子将这东西吃下后，肚皮胀得像鼓一样，屙不出屎来，那嘶哑痛苦的哭叫声，让人听了心中发怵。大人见此情形，也束手无策哭天无路。那时，穷人得了病是进不起医院的，除了挖点草药敷衍外，惟一的办法就是拖。这个叫“黑串儿”的孩子拖了没几天，竟给活活胀死了！

饿、饿、饿！年幼的周开达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样，几乎天天都在饥饿中挨着难熬的时光。

为什么地里总是长不出庄稼，人们总是要挨饿呢？为什么老天爷就不能发点善心，让这世上少饿死一些人呢？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年幼的周开达总是这样问他的父亲。

“庄稼人只能是靠天吃饭哪！只有盼望风调雨顺，才能少饿死一些人哪！”是呀，有什么办法呢？父亲阴郁地看着瘦骨嶙峋的儿子，只能这样回答他。

是的，周开达小时候就经常和伙伴们唱着这样一首童谣，：“天老爷，发善心，娃娃不吃思茅根；天老爷，快落雨，保佑娃娃吃白米……”

但，要想娃娃不挨饿，要想娃娃吃白米，除了要靠天老爷外，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呢？那时，小开达经常坐在山坡上，望着眼前干涸杂芜的田土和那稀稀落落的庄稼，想着他无尽的心事。 

此时，暮色渐渐浓了起来，寒风依然呜呜地吹着。小开达昏沉沉地坐在山坡上，把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落在了半山坡上一堆新鲜的黄土堆上——难道，今天村子里又饿死了人么？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不行，如论如何都要走回家去！

天上飘起了雪雨，天就要黑了。小开达扶着树干站了起来，不由得裹了裹破烂单薄的衣裳，紧了紧裤腰带，挪动着沉重的双腿，沿着那条湿滑的小路，一步一步往坡下走去——他不能在这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冻死饿死。他要回家去，家里毕竟还有一堆柴草，能给他带来一丝温暖。

是的，人的一生，刻在童年和少年心底里的痕迹最深。周开达年幼时的这些遭遇，对他后来执著于农业科学研究，立志要让天下的穷人远离饥饿，让这人世间少饿死一些人，或许有着深刻的影响吧！

  阴差阳错学农业     

1933年4月，周开达出生在当地农村一个耕读世家里。

周开达的祖上，是在元末明初时，为避祸从江西逃到四川江津定居的。在这里，这个家族已经繁衍生息了近700年。他的祖父早年读过几年私塾，在乡里还算有一些文化，很受乡人尊重。他的父亲名时习，字鹏飞，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按周家“耕读传家”的祖训，时习少小时由父亲教他读书。他13岁时，应邀替江津飞龙庙恭迎安放菩萨而作祀文，因文章锦绣而语惊四座，受到当时的县令和学政褒奖，将文章收归县衙留存而显露声名。因为有了名声，时习长大后，在场上开办了一家私塾教授蒙童，同时租赁了当地地主几亩田土，半教半耕养家糊口。

据老人们说，当年贺龙率国民革命军混成旅驻扎江津先锋场时，曾慕名前往私塾拜访周时习，并与之相谈甚欢，临行时力邀时习随军担任他的秘书。时习因念儿女年幼、老人尚需赡养，婉言谢绝了贺龙之邀。 

时习共育有5男1女，周开达是他第5个儿子，排行老幺。几个儿子年幼时，皆由他进行启蒙教学。“一娘生十子，十子各不同。”周开达从小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言辞，但他聪慧伶俐慎思敏行，同时继承了父亲勤奋好学的优点，从三四岁起，那些什么《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教材，他一学便能记能写，还能流畅背诵下来，所以深得父亲喜爱。

稍大，父亲的学识已经不能满足周开达的求知欲望，加上此时江津新学兴起，先锋场虽说是个乡场，但那里的新学堂里除了国文，还教授数学、物理之类的课程。鉴于此，父亲便送他到场上一个叫 “观音堂”的学校读书。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周开达背着书篼上学的第一天，先生就给学生们讲解了颜真卿的这首《劝学》诗。那时人虽小，周开达虽不能完全弄懂古人颜氏的良苦用心，但基本的意思他还是清楚的。

性格内向的周开达，却偏偏天资聪颖，加上又有父亲从小的启蒙教育，他学习刻苦学业优异。先生教他识的字，他几乎过目不忘；先生教的物理、地理之类课程，他同样学得扎实，所以深得先生的赏识。一位陈姓的先生曾在他的评语中这样写道：“开达同学天赋聪慧，勤勉努力，记忆能力、反应能力极强，若能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将来当堪大用也！”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开达读书期间，父亲也是这样经常这样教诲他们弟兄几人的。

旧时的学生生活虽是单调枯燥，但又最使人难忘。

在开达读书时，学校里已有个别思想比较进步的先生，特别是那位给他下评语的陈姓先生，除了对学生进行启发式的教育，教给学生各方面知识外，还对学生进行过一些浅显的思想教育。他曾告诉学生：你们这代人，生下来就别想过好日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生下来就遇到军阀混战，遇到饥荒灾年，遇到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把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民族生死存亡，国家苦难深重。你们现在读书，就要想到将来长大了该干些什么。

是呀，将来长大了该干什么呢？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追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那时，每天一上学，全体学生都要聚集在学校门口，背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总理的遗嘱，虽然有些深奥，但却对全体国民寄托着殷切的期望。特别是那位陈先生讲的孙中山希望人们“要做大事，不做大官”、“人要崇尚实干，不要空谈误国” 的教诲，对周开达人生的影响最大。

1948年，周开达初中毕业了。是回家种田，还是继续读书，这成了摆在他面前一个两难的问题。当时，国家正处在内战时期，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周家的生存境况也一天不如一天。1946年，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出笼还不到一年，江津的米价每市石（80公斤）就由7﹒5元涨到26亿元，上涨了3﹒4亿倍，简直创下世界通货膨胀之最。以致工商业陷入崩溃的边缘，市场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境地，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年，因民不聊生，米价陡涨，江津县城相继发生数起抢米事件。1946年6月27日，全城32家米店被饥民抢劫一空，军警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个人。

周开达当年以全县前几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当地有名的江津中学。这所中学办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在川东乃至全川都声名远播，当时全国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就曾在这里任过校长；后来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聂荣臻元帅、在北京与李大钊先生一同走上绞架的谭祖尧、吴平地等人，都是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学生。

可是，当周开达接到江津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是又喜又忧，陷入非常矛盾的境地。他怀揣着这份录取通知书，在江津城的石板街上走来走去。从内心讲，他实在太想进这所著名的中学读书了，但他又清楚地知道家里生活的窘境，父母根本就交不起那每年六七石大米的学费。回家去种田吧，他实在又不甘心。就这样，在江津街上徘徊了大半天后，他来到江津县立农林园艺职业学校，报考了这所学校——究其原因，这所学校的学生基本都是农民子弟，因是半农半读，每周至少有3个半天的劳动实习课，学生们须要下田进行劳作耕种，所以学费十分低廉。

只要还能读书，对那时的周开达来说，他已经十分满足了。

“娃儿，你懂事了。我晓得你想进江津中学读书，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呀！行行出状元，去学农业也好，将来也算有一技之长维持生计吧。”父亲看了看他带回的两份录取通知书，最后只好这样遗憾地告诉儿子。

周开达就读的这所学校，是民国三年由当地育才小学校改为乙种农业学校的；民国四年，又改为甲种农业学校。到了民国三十三年，才正式改为江津公立农业职业学校。这年9月，周开达扛着铺盖卷，到了江津城。一进校门，墙上那“立志务农、勤学苦练、爱人以德、体恤苍生”的校训便映入他的眼帘。

难道，自己真的一辈子就和农业生产有缘，一辈子就要以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为业么？周开达站立在学校门口，望着墙上的校训，陷入了久久的沉思——罢罢罢，立志务农也好，勤学苦练也罢，如果真的在这里学到了本事，能让田地里多产一些稻谷，多收一些红苕，能让天下苍生少挨些饥饿，让所有的人能吃上饱饭，这其实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呀！

 爱情稻种皆丰收

川东的盛夏，骄阳似火。

烈日下，周开达正在进行着红苕的栽培育种。

1951年7月，周开达学习期满，从江津县立农业中学毕业了，分配到了江津德感区当生产助理员。在那里，他成天上山下乡跑村串户，进行着征粮购粮、农业普查和指导农户进行栽种。此时，江津地界上还不安宁，新生的农村政权和征粮工作队，时常都会遭到国民党残兵和土匪的袭击。

尽管当时社会还不安定，但初出学校的周开达，这时已怀揣着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培育出高产再高产的红苕种来，尽快为农民解决饥饿问题——为什么周开达刚开始要进行红苕的栽培，而不是水稻的研究呢？其原因很简单，红苕的栽培相对容易，且产量很高。江津这地方，自清乾隆年间由当时的县令曾受一从江浙引进苕种以来，它已成为当地农民半年的口粮。但200多年过去了，由于当时引进的苕种品种单一，品质退化，产量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了。

早晨黄昏，夏去秋来。

正当年轻的周开达在苕种培育上取得一些成效时，1953年10月，《江津日报》上登载的一则简短消息，让他眼前一亮，甚至有些激动起来。这则消息称，湖南一位农业劳动模范栽种双季稻喜获丰收，亩产竟然达到了600多斤——好呀，如果江津这地方栽种的水稻，亩产也能达到600斤以上，那全县该增产多少粮食呀！湖南和四川基本处于地球同一纬度，土地气候条件也相差不多，人家栽种的水稻亩产能达到600多斤，而在江津地区，当时水稻的亩产最高也就三四百斤，在某些山区，亩产只有一二百斤的比比皆是。

周开达夜不能寐了。

这则来自湖南的简短消息，触发了周开达从事水稻研究的想法。在搞红苕和水稻研究之间，他对水稻的研究似乎更有兴趣。红苕毕竟是舶来品种，而水稻在中国，至少也有六七千年栽培的历史，且大米是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几千年来的主要食粮——可，要搞水稻的研究，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那时政府实行的还是供给制，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来说，他既没有钱，更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与实践经验，该怎么办呢？

周开达这个人，言语虽说不多，但他生性倔犟，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是10头牛也休想将他拉回。

春天来了，天气渐渐转暖了，育种的季节到了。周开达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瓦罐水缸，摆在了他宿舍外的坝子上。瓦罐水缸里装着水土，他精心选来稻种，就在这些瓦罐水缸里孕育起来——就在这些瓦罐水缸里，周开达开始了他初期的水稻育种试验。

在周开达的细心呵护下，种子发芽了，芽孢长大了，到了秧子可以移栽时，他挑选了双河乡罗盘村的一块水田，一个人来到这里，亲自犁田耙地、挑粪施肥，栽秧除草，无论早晨黄昏，还是盛夏酷暑，都像照顾宝贝一样照顾着这些秧苗。

几个月过去，稻秧开始拔节了，稻子开始抽穗了，稻穗开始扬花了。这时，他冒着夏日毒辣的太阳，光着脚站在稻田里，一株一株地仔细地去雄授粉。几经挫折，他毫不气馁，凭着浓厚的兴趣和百折不挠的精神闯过了第一关。秋后，他果真收获了一些谷穗长、籽粒较多的稻谷。就这样，经过连续两年的选种育种，他已经积攒了一些育种的经验，并收获了几束优异的稻种。那时，他设想通过稻种的筛选培育，最终实现田间的稻谷增产。这样试验的结果，使他看到了科学种田的力量，让他看到了田间稻谷增产的一缕曙光。

就在周开达不声不响进行着他的试验时，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执著的钻研精神，感动了一位在区里分管教育工作的一位钟姓领导。

“小周呀，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就知道成天泡在田里书里，恐怕也不是个事呀！” 一天，这位姓钟的领导来到周开达的试验田，关切地对他说道，“你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呀！”

周开达听领导这样一说，他放下手里的秧苗，只是抬头羞涩地笑了笑——是呀，从学校出来，他每天只是忙着走村串户、种田看书搞试验，仔细想起来，自己年纪还真的不小了，在他的同学和同伴中，有的孩子都在满地跑了呀！为了这个事，父母不止一次念叨过他。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钟领导认真地对周开达讲道，“我给你谈的这个姑娘，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呀，她不但出生书香门第，很有文化，在学校教书，人家还是个党员呢！”

“算了吧，既然人家条件那么好，能看得起我么？”

“小周呀，你的条件也不错嘛，你同样也有文化，又积极要求进步，人也踏实肯干。”这位领导说，“我看，你们还是找个时间见见面吧。”

“我的家庭条件差，而且，又不是党员……”周开达嗫嚅着回答。

周开达对领导说的也是大实话。自解放后，他的父亲不能再教书了，只好回到农村参加劳动，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政治条件来讲，按他的现实表现，入党应该是没有问题，区上的党员干部扬辉宗等人，都曾郑重地向组织上推荐介绍他入党，但因周开达大哥解放前曾当过乡上的保安队副，这就对他入党的事造成极大障碍了。

“家庭条件差，那是可以改变的嘛，你不是党员，还可以争取呀！”钟领导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就这样，你们找个时间先见个面！”

在钟领导夫妇的安排下，周开达和那姑娘见了面。

岂知，周开达和这个叫李仁恕的姑娘见面后，竟是十二分的满意。他一反平时的矜持和羞涩，主动地给李仁恕写了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意。在那个青年人都在追求政治进步的年代里，这个叫李仁恕的姑娘，在征求了他父亲的意见后，给周开达的回信竟然只有几个字：你把《入党申请书》寄来！

这个李仁恕，真的还算有心计。因为那时的人，在写《入党申请书》时，不可能写有虚假的东西，对自己的家庭情况、入党动机、现实表现更不会对党组织有丝毫的隐瞒——《入党申请书》上的内容，就是一个年轻人家庭和个人真实情况的写照呀！

一来二往，两个年轻人心生爱意，走到了一起来。

1956年初，周开达和李仁恕在江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为了伉俪——就这样，在他们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无论是聚少离多也好，是贫困疾病也罢，是灾祸挫折也好，是失败成功也罢，他们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共同携手走过了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

特别能吃苦的学生

巍巍大山，莽莽森林。

天全县，位于四川盆地西缘山区。这里，地处二郎山东麓，青衣江侧畔，是红军当年走过并建立政权的地方，这里除了那条连接川滇藏的茶马古道外，还是川藏公路的必经之地。

1958年2月，周开达与100多名四川农学院的师生，来到天全思经乡劳动锻炼。一路爬山涉水，周开达来到这里，走进山沟举眼望去，这里的山，比江津的山要大几十倍；这里的天，要比江津的天小上百倍。一条崎岖险峻的山道，掩映在树丛荒草之中，一头连着山的这边，一头连着山的那边——这里是真够偏僻的呀！

   1956年8月，新婚不久的周开达，为响应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为提高干部文化素质，抽调一批干部进行学习培训”的要求，他结合自己专业，四川大学农学院，结果遇到改校当年迁到雅安，刚刚空置的西康省行署。当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四川农学院农学专业录取。接到录取通知后，他卷起背包，随身携带着几年来在田地里精心培育的几束稻种，告别了父母妻子，来到雅安学习。

    雅安，巍巍的蒙顶山在这里耸立，蜿蜒的青衣江从这里流过，虽说它原是西康省的省会，可自从撤省归属四川以后，这里其实只是个边远的小城罢了。

来到学校之前，周开达就怀揣着一个美好梦想，想借用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条件，继续进行他的稻种培育和水稻栽培。可来到这里还没安定下来，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就开始了，无一例外，整个学校的师生都被卷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面对无休无止的批判和斗争，周开达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往日学识渊博的老师，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往日受人敬仰的专家教授，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被人唾弃的“右派分子”？运动还没结束，1957年底，中央决定，全国知识分子(含在校大学生)都必须分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思想。

美丽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碎了——看来书暂时是读不成了，搞试验也暂时没有机会了，周开达只好把从家乡带到学校的稻种封存起来，随着100多名师生来到这大山之中接受劳动锻炼。

时隔几十年，周开达当年的同学、四川农业大学校水稻研究所退休教师田彦华先生是这样回忆当时情形的：

1956年9月初，来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270名新生，考进了四川农学院，成为川农独立建院后的首届学生，在偏僻艰苦的雅安开始了大学学习生活。当时，我和周开达不在一个班，和他相识是在1958年2月。

1958年元月底，学院党委决定在全院4个专业抽调120名学生和5名老师(李实蕡教授也在此列)率先下放天全县思经乡民主村等6个地方，成了农村初级合作社的一名新社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锻炼达11个月之久。

周开达在农村锻炼这段时间里的一些往事，至今都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58年，正处于我国“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年代。下到农村后，当年9月初在全国开展大办钢铁运动，特别是在赶超英国的口号下(钢产量每年要达到1500万吨)，全国都在修建“土高炉”炼铁炼钢，各地建成数以万计的“土高炉”。天全县以思经乡鱼泉村为重点修建“小高炉”炼铁点。修建“土高炉”要砖块，砖从何来，只能从远离鱼泉村5公里远的民主村搬运。当时没有公路，在崎岖的山路上，全靠人工往返5公里进行搬运。乡政府与指挥部决定抽调农民和川农学生参加运输，并决定参加背运砖块的人，每天至少要往返7—8次(约40公里)，一次负重80斤(15匹砖)，周开达当时也在运砖的这个行列中。

参加运砖的人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出发，到天黑了才能收工。有时遇到下雨路滑，任务完不成，还必须打着火把继续搬运。在搬运砖块过程中，别人每天完成指挥部规定的任务后，早已累得趴下了，可周开达为了接受劳动锻炼，改造好自己的思想，他却每天要在那崎岖的山路上往返10次，每次负重100—110斤(约20匹砖)，来回行程大约50公里。所以在竞赛的光荣榜上，他天天榜上都有名，并多次受到指挥部的表扬，充分显示他在劳动锻炼中的态度和成绩，成为众多同学学习的榜样。

两个月的大办钢铁，以“得不偿失”而告终，同学们又回到了下放的所在村组农民家参加秋冬播种。到了11月初，当地农村提出了“高产放卫星”的口号，农学专业60位同学全部参加了以“以深耕为中心、亩施万斤肥、小麦亩产超千斤”的试验田劳动。大家每天挖地背肥料，这样的劳动时间有1周左右。在争分夺秒搞竞赛活动中，周开达曾以背草粪(牛粪和青草在牛圈中经牛踩压后的有机肥)创造了在距百米之外的牛圈到试验田一次背320斤草粪的记录，因而在当地引起轰动——要知道，在当地就是最强壮的农民也只有2至3人可以达到这一水平呀！由此再次目睹到了他的风采和他对劳动的态度。

在整个劳动锻炼过程中，民主村党支部书记杨大忠给予周开达很高的评价，他多次说道：“老社员应该向新社员学习”。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农村基层的书记对川农学生的评价。一直到当年11月20号，下放劳动锻炼的同学才得以返回学校……

白日有光，夜晚无灯。

周开达在天全县山区劳动锻炼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他和当地农民一样，吃的是红苕苞谷，住的是茅房猪圈。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山区农民劳作的艰辛，目睹了那里农民生存的艰难。他看到当时那里的农民基本还处于刀耕火种，在山坡上广种薄收的情景；看到农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终年辛劳还难以求得温饱，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对同学讲道：“这里是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可解放好几年了，他们生活却还这样艰难，看到真叫人难受呀！”

在和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日子里，年轻的周开达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这种看似萍水相逢的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人恐怕早就淡忘了，可意想不到的是，周开达和他们的这种友情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周开达是个重情重义、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的好人！不论何时何地，他待人谦和，对待他人胜过自己。不说其他，他家的保姆全香，就是他50多年前下放到天全县农户家“阿哥”的后代，他们两家几十年如一日，像一家人那样亲。许多年来，周开达一家人都在资助全香的子女及其几个侄女读书，这是水稻所尽人皆知的事。他们结下这种朴实而真挚的情谊，真是令人敬仰！在当年下放山区锻炼的100多个师生中，他算是一个最讲情重义的典范，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和本色。”

老同学田彦华先生在回忆周开达的文章里如此说道。

刻骨铭心的伤痛

天色阴霾，淅淅沥沥的雨滴，疲惫地打着屋檐下那叶枯萎的芭蕉。

雅安，有着雨城之称，民间素有“天漏”的说法，它是四川降雨最多的区域。从天全县锻, 炼回到雅安后不久，好长时间以来，周开达的心情就像那窗外连绵的阴雨，潮湿糟糕到了极点。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各地的浮夸风也越刮越烈。1958年5月8日《人民日报》载，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的第一颗“卫星”，是在5亩试验田里，亩产收获小麦2105斤！紧接着放的第二颗“卫星”是在2.9亩试验田中，小麦亩产达到3530斤！随后，各地都纷纷放出一颗比一颗更大的“卫星”来。当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达到4353斤；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更有甚者，据报载：河北省徐水县的“共产主义公社”，因为给红薯（川人称之为红苕）灌了狗肉汤，亩产可达128万斤，1棵白菜可长到500斤、1亩皮棉达到9000斤！这些喜报，给了我们的领导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我国生产的粮食吃不完了，连堆也没有地方堆了——这就为后来连续的“三年自然灾害”埋下了祸根。

周开达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学的是农业搞的也是农业科学研究，他是个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实干家，他知道，这些报道明显脱离了实际背离了科学，是在哄瞒上级——但，他只能将这些天方夜谭似的奇闻看在眼里，除了保持沉默外，他还能在口头上表示一丝怀疑么！要知道，这时“反右”运动刚刚结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来横祸呀！ 

还有，在离开江津的这些日子里，家乡不断传来的消息，更是让他越来越感到焦灼不安，但更是无可奈何。

他的二哥开禄来信说，家乡也和全国一样，在“大跃进”运动中，为了“超英赶美”，同样也在“大办钢铁”。那里无数的青壮男女也同天全县的农民一样，扔下锄头镰刀，打着火把燃起火堆，来到山上打洞刨坑挖铁矿，再用泥砖修起无数个“小高炉”，砍了满山遍野的树木炼钢铁。一只大风箱，几根吹火筒，这些人不分昼夜烟熏火燎地烧铁矿。当然后来的结局，也像天全县的情形那样，所有“炼钢”的人群依然是一哄而散！几个月的折腾，许多地方的树木被砍光，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留在山坡上的，只有几坨咬不烂啃不动的狗屎铁，在荒草丛中日晒雨淋，做着辛酸苦涩的“赶超”梦。

神圣的科学殿堂，实在容不得半点虚伪的亵渎。

二哥来信还说，也就是这个时候，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乡先是办起了初级社，然后又办起了高级社，紧接着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成立后，全体村民土地归公，所有牲口和农具也集中到了生产队。每天天不亮，上班的钟声一响，几百号人大呼隆地集体上工；到天色晚了，这才收工回来。

与此同时，为了消灭私有制，公社还规定，村民家中严禁个人开伙，连菜刀铁锅也收归集体所有，由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到了吃饭时间，大人小孩就欢天喜地拿个大碗到食堂去开饭。

刚开始，人民公社提出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还不错，食堂里大锅的菜，大甄的饭，真是让社员们敞开肚皮吃，吃得大人小孩眉开眼笑。然好景不长，大概过了不到两个月，农村的壮汉大嫂们被抽到到外面“大办钢铁”去了，队里就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者，田里的庄稼无人种，地里的粮食无人收，就连埋在坡上的红苕也无人挖出来。

由于坐吃山空，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到了第二年，在极度缺粮僧多粥少的境况下，队里要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转就日益艰难了。刚开始，公社领导还提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吃粮方针。可到后来，这个方针也行不通了，无论忙时闲时，吃干吃稀都不可能，社员们连吃瓜菜活命也困难了。饥饿到了极点的村民们，不管是树皮草根还是泥土，只要能填肚皮的东西都往嘴里塞。

周开达的母亲在1957年因病去世了。他的父亲年纪也大了，且体弱多病，早已不能上坡去挣工分了。老人家也同全村的人一样，每天都在饥饿中艰难度日，从早到晚就眼巴巴地等着食堂“开饭”。就这样，他老人家一直熬到了1960年——可让周开达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年春天，67岁的老父亲竟在遭受村人的屈辱后，活活给气死饿死了！

事情的缘由是：就在这年青黄不接时，饿得饥肠辘辘的老父亲，一天正坐在院坝晒太阳，突然他看见邻人的一只鸡不知从哪里刨出一只红苕来，正在院坝里啄食。饿急了的老父亲没往深处想，起身就从鸡喙下捡起那只红苕来，在柴火灰里烤熟后，填喂了自己空瘪的肚皮——岂不知，他的这一举动，被人看见后报告了生产队干部，说他偷吃了生产队的红苕种！

这还了得！在那个饥荒的年代里荒唐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要是换了别人，恐怕就为这样一个红苕种，就会被扣上一顶破坏农业生产的帽子，就会立即叫来几个民兵，一根箩索给捆到公社去斗争！好在周开达父亲年纪太大，好歹也算是个读书人，生产队干部对他还格外开恩，没有捆他打他斗争他，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训斥一顿后，叫公共食堂扣掉他的口粮，两天不给他饭吃！

真是黄泥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老人有口无法辩，有冤无处伸！他一辈子教书育人，好歹也算一个读书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鸡鸣狗盗之人，且他一辈子处处地方受人尊重，是那种宁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人，哪里受过如此天大的侮辱！生产队干部走后，在此后几天时间里，他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不吃不喝，只是将两只浑浊的眼珠死死地盯住昏暗的屋顶。儿孙们从食堂打回一点东西来，省下半碗稀羹或半个红苕给他，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更不用说张一下嘴了。

“你好歹也要吃一点东西呀，我们大家都省一口，熬过这两天就好了。”儿孙们不断地劝慰他哀求他。

“我自己惹的事自己负责，这不关你们的事。”老人眼睛还是死死地盯住屋顶，半天不说一句话。到最后，他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我，清清白白活了一辈子，最咽不下去的就是说我‘偷’这个字！……”

无论儿孙们如何劝慰他甚至跪地哀求他，老人从那天起，就是不肯进一口食，不肯喝一口水。就这样拖了三四天，拖到第四天凌晨，老人带着冤屈含着哀怨离世了。老人离世时，早已形销骨立瘦骨嶙峋不忍目睹了……

父亲离世的原因和离世的消息，刚开始几个哥哥并未告诉周开达。一来想到他这时临近大学毕业，学习紧张，怕他过分伤心，影响学业；二来那时除了通讯落后，且交通非常不便，从雅安到江津路途遥远，他三两天不一定赶得回去；三来哥哥们也知道，那时全国都处在饥荒之中，周开达即使回来，生产队里也没有他那份口粮呀！再说周开达那时也是自身难保，自上学以后，他体谅国家困难，主动放弃了他应该享受的干部带薪学习工资，只拿学校一般学生的助学金，经济上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抔黄土，掩埋了这个倔犟的老人；坟头上萋萋摇曳的荒草，在那荒谬的年代里，仿佛在久久地述说着这个老人心中的冤屈和不平。

当后来周开达知道父亲死亡的原因和离世的消息后，作为家里最小的最受父亲疼爱的儿子，自己年迈的父亲竟然会为一只红苕而遭受如此屈辱，并因此含恨死去，他心中的悲凉和伤痛，那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回到家乡，一个人来到父亲坟前，只是默默地跪在那里，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嚎，他只是望着坟头上那早已枯萎的荒草，无声无息长久地流着眼泪——没有人知道，他向冥冥之中的父亲诉说了些什么，交流了些什么。

“科学是对狂热和狂言最有效的解毒剂。”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人，为什么会几十年如一日拼死累活、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忍辱负重地从事他的水稻研究，其实都不言自明了——那就是，为了更多像他父亲那样的父老乡亲，不再遭受他父亲那样的屈辱，不再遭受他父亲那样残酷的命运。

   雪上加霜的日子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

父亲的死，留在周开达心中的伤口还没有结痂，他的心却又被人捅了一刀，又被捅得鲜血淋漓。

1960年，周开达从四川农业学院大学毕业了。由于他品学兼优，有着扎实的农业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且长期担任班级干部，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青睐留校工作。由于他不善言辞，就被分配在农学系遗传教研组担任教师。

其实那几年，周开达在农学院众多的学生中，早已如囊中之锥脱颖而出，在学校的农业科研和学习实践中，早就显露出了他超常的才华。1959年春，在劳动实习过程中，他和同学就已经开始进行水稻的高产试验。当时，周开达请教了自己的导师杨开渠教授后，一反寻常固有的耕作方式，创造性地提出“深耕不打乱土层、分层次施肥”的高产栽培技术。可惜，尽管他和同学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因高杆水稻品种(雅安铁杆芦)产量潜力小、抗倒性弱等因素，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尚不尽人意。

但通过一系列的生产实践，周开达从中总结出“要遵循作物生长的规律、结合科学施肥、主观愿望不等于能获得良好工作效果”的经验教训。在后来的教学和实践中，他还会常常借用原学院院长杨允奎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来告诫自己的学生：“要想成为一个育种专家，你必须首先就要成为栽培专家”

所以，周开达留校任教是顺理成章的事。1965年，组织上根据他的专长和个人要求，又把他从农学遗传教研组调到了学校水稻研究室，专事从事水稻教学和研究。

周开达像他父亲一样，是个内心倔犟，不肯轻易流露自己情绪的人。正当他强烈地抑制着心中的悲痛，埋头进行着教学和科研时，家乡又传来一个让他震惊和痛心的消息：他最敬重三哥周开郁，因犯“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逮捕关进监狱！

说来，这又是一件在那荒唐的年代里荒唐透顶的事！这件事因为与本文的主旨粮食问题有关，也与主人公的命运有关，还真不能略过不提。

周开达的三哥周开弟，虽说具有和周开达一样天资和才华，但他两兄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周开达性格内向，谨言慎行，很少与人争锋，崇尚埋头做事；而周开弟呢，则性格外向，能说会道，敢想敢干且锋芒毕露——就是他的这种个性，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让他惹下一个惊天的大祸来！

1964年春节，周开弟从他工作的四川井研县银行回家乡过年，他见农村这些年集体生产费时费工，粮食不但没有增产，反而一年不如一年；到了冬天，田里不能种水稻了，却让它荒废着；坡头田坎上，本应种些胡豆豌豆之类的作物，却也让它荒芜着。当地的老乡们虽然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可粮食对他们来说同样很金贵；公共食堂虽然下放了，但村民同样在挨饿。周开弟不知从哪里听到有人曾提出过“包产到户”的说法，有的地方甚至已在悄悄试行。于是他不甘寂寞的天性使然，就在农户中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提出应该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并鼓动生产队应该给社员下放田坎，鼓动农户们在种高粱的空地里套种红苕、在荒芜的冬水田里种植油菜，在田坎土壁上栽种胡豆豌豆等，然后自种自收等。

他的这些主张，得到当地农民拥护，有些人在得到生产队的默许后，竟偷偷开始干了起来——如此惊天的大事，哪里瞒得住当地公社的耳目！他们闻讯后如临大敌，不但来人拔掉了农民种在田坎土壁上的庄稼，并马上将此事报告了县里领导。于是，公安机关出动了人马，对当地农民们一番恫吓威赫，再顺藤摸瓜，这才得知原来始作俑者竟是周开弟！

于是，他们通过井研县公安局，一根绳子就把周开弟捆了起来，押回江津审讯。在周开弟精神和身体受尽摧残后，他们最后竟无限上纲，给他定 下“阴谋组织‘农民党’，煽动农民单干，妄图破坏农业生产和集体经济”的罪名，被判刑送到劳改农场进行改造(被关押10多年后，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以平反释放)。

三哥被逮捕判刑的消息传到周开达这里，无疑对他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自1951年他参加工作后，他不知写过多少回《入党申请书》，可都因大哥的历史问题而搁浅，而今三哥又成了“现行反革命”，他在政治上的“进步”更是遥遥无期了。好在妻子李仁恕和他结婚后，对周开达的个性和人品更加了解，夫妻感情笃深，从未在他入党问题上责难过他，和他不弃不离地渡过了那些难过的日子。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锐兵精甲，不能御也！”蜀相诸葛的这句名言，周开达在到观音堂去读书时，父亲曾这样告诫过他。几年来的这一连串打击，并没有击倒周开达，只是他更加沉默寡言，更加谨言慎行，更是埋头于自己的教学和科学试验，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事业的忠诚，在繁忙的工作和疲惫之中来暂时忘却这些令他伤心的事。

在水稻研究所从事科学试验的日子里，无论是寒冷的初春，还是酷热的盛夏，周开达都自己亲自犁田耙田、挑粪施肥、栽秧割谷。为了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来支撑自己的事业，他坚持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澡，每天坚持爬山跑步锻炼身体。

“周开达在水稻研究所几十年时间里，四处奔波，超强工作，能经受住几次失掉亲人、无数试验失败的打击，这除了他有坚强的毅力之外，和他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我记得，1963年4月，在雅安县工会组织的长跑比赛中，从雅安羌江路工人俱乐部为起点，跑到金凤寺公园山顶，全程约6000米，周开达当时代表学校参加这次比赛，在数百名参与者中他夺得冠军；第二年，他又参加了这项比赛，又获得亚军，由此可见他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他后来之所以晕倒在中国工程院的讲台上，这实在是和他这几十年来，付出了实在太多的劳累和艰辛有关……”

采访时，学校一位退休老领导曾这样告诉我。

卧薪尝胆闯禁区

赤日炎炎，像要把大地烤焦；枯萎的草丛中，只有夏蝉在嘶嘶鸣叫。这个时节，水稻杨花了，周开达头上搭着一条湿毛巾，既可遮阴，又可擦汗。从早到晚，他来到田里，扔掉拖鞋，赤脚立在田里作业。

按要求，水稻抽穗开花前要一株一株套隔离袋，扬花时要一穗一穗观察花粉，逐一记录。每次观察花粉都必须在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进行。常年在太阳下暴晒，周开达被晒得像个从非洲来的黑人。

1965年，学校的李实蕡教授从非洲马里共和国援外结束回国后，担任了稻作室的主任，他从西非带回那里的水稻品种(冈比亚卡等)后，将研究方向以水稻栽培为主转向以育种为主。由于周开达在下放天全县参加劳动时，就和李实蕡教授分在同一个小队，周开达不声不响吃苦耐劳的秉性，李教授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凭着一个科学家敏锐的眼光，他认准周开达是个搞科研的优秀苗子。返回校后，周开达的种种表现更是赢得了李教授的信任。李教授从国外回来后，就明确指派周开达参加水稻育种工作。从此，周开达便开始了他杂交水稻研究的生涯。几乎就在同时，湖南的袁隆平也正在进行着杂交水稻的研究——只是他们一个是通过野生稻败育的“野败”同籼稻进行杂交，一个是通过地理远缘籼亚种内品种间的水稻进行杂交罢了。

 其实，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国际的上水稻权威们早做过结论： “因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所以杂交水稻不可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无优势——这，是一个禁区。”

还有，对于冈比亚卡品种与籼亚种内品种间水稻的杂交来说，日本人和菲律宾人其实早就投入过巨资，进行过多年的研究，但因均未获得成功而放弃。

周开达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思考，他对国际上权威们的这个武断的结论表示质疑。他坚信，原来的杂交水稻不增产，是因为它们的亲缘太近，只是人们还没有真正破解它内在的奥秘。“只要远缘的水稻杂交成功，增产应该是必然的。创新是农业增产的惟一途径，即使我的研究失败了，也可以给后来者留下经验和教训。”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决心要闯一闯这个研究领域中的禁区。 

刚开始，他的杂交水稻研究项目在国内也受到过一些人的质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劳命伤财得不偿失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靠着坚定的信心和有说服力的数据，逐渐获得同行的认可和支持，最后学校决定由他牵头组建了杂交水稻攻关协作组。

“民主忠实于社会法典，科学崇尚的是自然规律。”其实，周开达在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之前，他就有过太多的实践和探索。而今，业界大多数人只知道，冈型、D型三系杂交稻培育成功使周开达而闻名天下，但他之前的许多发明创造众多育种者却还不知。仅以1970年前的一件事为例：当时，周开达凭着扎实的功底，通过不断实践，就在品种杂交的方法上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他将“传统、繁杂、效率低、结实少”的“温汤杀雄法”改成“剪颖去雄法”，他称之为“花前快速剪颖去雄法”的成果，就曾在四川省科委主办的刊物上公开发表并被广泛采用，让众多育种者无偿使用。实践早已证明，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由于是非个人署名，许多人至今不知道这是周开达的发明。

有太阳落下去。

有月亮升起来。

有大雁飞过去，

有水燕飞过来。

1969年，周开达在从事的常规育种工作中，发现了数份高不育的水稻杂交后代，按常规要求应予淘汰。但善于逆向思维的周开达，却把“不育”这一不利性状看成使水稻易于杂交的有利因素。自此，凭着他顽强的毅力，他开始闯入了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研究的国际禁区。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周开达的杂交水稻研究初见一些成效时，他的研究却又陷入绝境。这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卷来，局势越来越是混乱，周开达的杂交水稻研究被人指责为“不务正业”、“妄想钓名沽誉”，造反派砸了他搞科研的坛坛罐罐，拔掉了他田里培育的秧苗，在横遭几次批斗后，勒令他从此不能再搞这样的研究。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在那些寂寞的早晨黄昏，周开达搞科研的权利被无情地剥脱了，他整日无所事事食寐难安，只能每天来到水稻试验田边，成天孤独地坐在田坎上，无言无望地盯着被拔掉秧苗杂芜的稻田。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到底想了些什么——或许，他想起了自己儿时饥饿的情景，想起为一只红苕而饿死的父亲，想起为了能让乡亲们吃饱饭而蒙冤入狱的三哥，想起当年在天全县劳动时，那些还生活在饥馑状况下老区的乡亲们——当然，这些都是后来人们对他的揣测罢了。

但过了不久，倔犟的周开达又开始盘算起来，盘算着如何东山再起——嗷嗷待乳的婴儿需要米粉，靠天吃饭的饥民需要粮食，那位发动这场运动的老人家，也曾作出过“以粮为纲，粮食要超纲要，亩产达到八百斤”的最高指示，自己搞粮食增产无论如何都没有过错呀！还有，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就此放弃已初见端倪的研究，他真是于心不甘啊！

总之，在盘算了一些时日后，当造反派们对他的监控稍有松懈时，他又找来一些坛坛罐罐，找了几小块僻静的水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又开始偷偷摸摸搞起他的育种试验来。

这时，周开达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周开达原本育有一儿一女，他早和妻子商量好，准备用“岁寒三友”的松、竹、梅来给孩子取名的。最小的这个孩子，按顺序应该取名为“周晓竹”。但此时，他否定了原来想法，别有深意地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周晓禾”。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对这孩子名字的一字之改，蕴含着他在水稻育种方面太多的期望，寄托着他人生最大的理想——这辈子一定要将杂交水稻搞出来！如果自己不能完成这个使命，那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来完成；如果儿子不能完成，那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孙子。他相信，就如愚公移山一样，只要子子孙孙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够挖掉横在面前的太行山和王屋山！ 

横下心来渡苦海

沧海横流，惊涛拍岸。

前面就是茫茫的大海，大海那边就是此行的目的地——海南岛。

由于受日照等气候条件影响，水稻在四川常年只能生产一季。为加快育种进程，从1972年起，周开达开始担任学校水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以来，一年中都要分别在雅安、南宁和海南岛等地种三季水稻，用他们行内的话说，去南方育种就叫做“南繁”。
    然而，此时此刻，周开达焦灼地站在码头上，望着越来越昏黯的天空，望着烟波浩渺的大海，听着远处传来的风暴尖啸声，他不禁想起佛家超度众生的那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是呀，这些年来，周开达用扁担挑着两个箱子，南来北往，不停奔波，他那风尘仆仆挑担奔走的形象，真有点像《西游记》里到西天取经的沙僧。他这些年来的经历，真有点像《敢问路在何方》里所描述的那样“翻山涉水两肩霜花，一路风雨向天涯；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的情景了。在他肩挑的两个箱子里，一个铁皮箱里装着育种所需要的材料和种子；另一个木箱里装着他简单的衣服和干粮。为了赶时间，有时连泡种都是在火车上进行，一到目的地，就马不停蹄开始播种。

“以前我们去海南岛都是坐火车，大家背着种子、生活用品和四川豆瓣酱出去。有时买不到坐票，周老师也和我们一样，在火车上一路站到湛江。但他从来没说一声苦，这些在他看来都很正常。”周开达的学生、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如是说道。

“我父亲由于长年累月在太阳下劳作，他全身晒得油光水亮的，水泼在他皮肤上根本沾不住，一泼就干。”儿子周晓禾这样描述他。

“他呀，他那个样子，穿着一件破旧的老头衫，人也晒得黢黑，完全就是个老农民，最多像个生产队长。”夫人李仁恕曾这样评价他。

“他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样子，更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说他像个农民一点不假，但他却比农民要辛苦得多！在田地里，他既要动手，还要用脑；普通的农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而他的工作就像流浪汉一样没日没夜——他，最多只是个高级农民而已！”采访中，周开达的挚友、前江津政协副主席杨辉宗先生如是说。

蜀国的晨霜。巴山的夜雨。广西的季风。海南的烈日。是的，周开达这些年来，每当他汗流浃背、挑着两个破箱子走进车站或登上轮船时，人们总是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他，都以为他是个逃荒的农民，或是个南下打工的木匠，哪里知道他是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专家！有时，火车上的列车员或轮船上的服务员，还把他推来搡去的，甚至还大声地呵斥他，不是不让他的箱子上车，就是说他行李超重要罚他的款。

人们的鄙夷和误解，周开达倒是一笑了之不屑一顾。多年来，惟一让他感到忧虑纠结的是，自从涉足杂交水稻的研究这块领域后，他犹如一个精疲力竭在茫茫沙漠上的跋涉者，头上顶着的是干焦的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流沙，疲惫、饥饿、干渴，有时甚至是心力交瘁，但无论怎么往前走，似乎总是看不到前面的绿洲，似乎漫长的途程永远没有尽头。

流动的是岁月。

苦短的是人生。

难道，杂交水稻真像国外权威们所认定的那样，是不可能繁育成功的么？即使繁育成功，也是没有价值的么？ 这10多年来，伴随着日月星辰，伴随着寂寞孤独，他早出晚归、殚精竭虑，忘记了白天和夜晚，忘记了春夏和秋冬，从未有过一丝懈怠，在稻田和实验室里试验、试验、再试验；然而，总是失败、失败、再失败！

这是一场对人信念与勇气的考察。

这是一场对人韧性和耐性的考验。

“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的山道上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是的，只有百折不挠的忍者，才有可能到达他心中的圣地；只有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可能创造科学的奇迹。周开达在一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就明白这个道理，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从事这项研究过程中，他曾用一个科学家的精神来激励过他的学生，那就是——爱迪生。

这个伟大的发明家，仅仅为了发明一个白炽灯，在他试用了6000多种材料，做了7000多种试验时，仍没取得最后的成功。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失败，很多权威的专家都认为发明电灯的前途黯淡。英国一些著名的专家甚至讥讽爱迪生的研究“毫无意义”；一些记者也报道说“爱迪生的理想已经成为泡影。”面对失败，面对人们的冷嘲热讽，爱迪生没有退却，没有灰心，他心里明白，每一次的失败，意味着又向成功走进了一步。最后，在爱迪生试用了6076种材料，做了7080次试验后，终于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功地发明了白炽灯泡，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光明。

是呀，自己的失败又算得了什么呢？

收音机里说了，台风即将到来，渡海轮船已经停航。周开达站在码头上，一阵海风扑面而来，他的心胸豁然开朗——眼前这湛蓝浩瀚的大海上，不是已经亮起指引航向的航标么？不正在打开天地间未知的一扇天窗么？退一万步说，即使前面是无边的苦海，此时也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阻止周开达要到达彼岸的向往！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而今，来到这大海边，周开达仿佛是有生以来如此真切地触摸和见识大海，如此真切地感受大海的动感和力度、威严和雄奇。站在大海边，他才感到凡夫俗子在广博大海面前的渺小，吸一口大海那充盈天地间亘古不变的浩然大气，仿佛在肃然面对自然界中生命的不竭活力，让人不由得萌生出任何生命都必须接受自然的锻打、洗涤、净化和升华的豪情来。

当夜，狂风大作，海浪滔天。周开达就和两个学生住在了渡口临时搭成的窝棚里，精心保护好他们随身带来的稻种，熬过了一个个无眠的夜晚。

一生只做两件事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人贺知章的这首诗，真切地描绘出周开达几十年后回到家乡时的情形。

这些年来，他实在太忙了，难得有暇回到家乡来。1969年出生的小儿子周晓禾，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大多都是父亲匆匆回家，又匆匆离开的背影。由于在家时间实在少，周开达的妻子李仁恕曾跟他开玩笑，让儿子喊他“叔叔”。一段时间里，少不更事的小晓禾，还真是这样叫他父亲的！ 

1981年,周开达负责全省杂交中稻蓄留再生稻技术推广项目,由于当时江津是重点推广县之一,在检查验收时，这年秋天周开达回到了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一踏上这块土地，望着那熟悉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抚今追昔，他真是感慨良多——是呀，自己离开这里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而今却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了。

江津，这块令他魂牵梦绕而又刻骨铭心的地方，这里曾经给过他温情和温暖，也曾经给了他寒冷和饥饿。而今，虽说这里的农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基本解决了温饱，但周开达还是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早日在家乡落地生根，给农民们带来更大的丰收，让乡亲们能打下更多的粮食，尽快改变家乡的面貌。 

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和系统研究，这时周开达终于闯进了杂交水稻这块禁区，他和湖南的袁隆平先后打破了国际水稻权威们“杂交水稻不可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无优势”的断言。

限于篇幅，恕笔者略去那些枯燥繁琐的研究试验过程。

 1970年代中后期，周开达潜心研究的杂交水稻遗传育种理论与技术应用，已取得了令, 人刮目的成果：他首创了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方法，培育出冈型、D型系列不育系及系列杂交稻；提出了“亚种间重穗型杂交稻超高产育种思路”及“重穗稀植栽培技术”；创造了“光敏不育系生态育种方法和技术”，解决了四川及长江中上游地区两系杂交稻育种的难题，并发掘与创建出具有固定杂种优势特性和具有早代稳定特性的特异种质，为探索杂种优势利用新途径奠定了基础。其中，他的“地理远缘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这一项创造性的技术发明，得到了袁隆平院士的高度赞誉和认可。

到了70年代末，周开达培育的冈型雄性不育杂交水稻在四川等省迅速发展和推广。一年后，试点地区水稻亩产已近千斤，平均每亩增产约30％。这种变化是惊人甚至是革命性的，意味着仅在按8700万人口计算的四川，新水稻品种就可以多养活2700万人。

几年之后，周开达研制的冈型、D型杂交稻与袁隆平研制的籼型杂交水稻，已成为全中国种植面积最广的水稻品种——即使在今天，周开达研究的冈型、D型杂交稻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川等地仍在广泛种植，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并远播东南亚和非洲地区。

截至2000年，试验田的粮食产量应该还要扩大1倍，只是没有证明材料支撑，以前的材料全部是各地农业部门出具证明的。这以后，冈型、D型杂交稻推广3.048亿亩，增产稻谷228.58亿公斤，创社会经济效益320亿元。周开达也先后获部省部级以上成果奖23项，

被誉为“西南杂交水稻之父”；业内人士中肯地评价道：“在杂交水稻培育中，东有袁隆平，西有周开达”。

但周开达就是周开达，他永远的农民的儿子，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在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四川省劳动模范，乃至1999年被推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建国50周年作为国内科学界代表登上天安门后，他依然朴实厚道，足踏实地，谨言慎行，十分低调。

 “我一辈子平常得很，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育种’，二是‘育人’。”他对自己的一生曾这样谦虚地总结

1976年12月，周开达的冈型、D型杂交稻协作组，在海南岛“南繁”期间，由他与孙晓辉、黎汉云等人，发起而成立一个民间水稻协作组织，将“产、学、研”融为一体，其成员单位遍布南方诸省100多个种子公司和育种机构，成立25年之久，规模庞大，是全国少有的。开展冈型、D型杂交稻科研协作，进行示范推广，它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这一成就将载入史册。同时它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其助手学生中，获得国家级专家的人就达7人。国家、省部级学术带头人更是遍布西南。

1981年，为了防止三系亲本的退化而影响质量和产量，在周开达的倡导和组织下，编著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提纯技术程序”科普丛书，此项技术在全国普遍推广，这对当时的杂交水稻的推广从理论上充实了基础知识，对提高杂交水稻的质量和产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有时代意义的重要性贡献。

还早在1995年，他研究的重穗型杂交水稻在验收时，产量就曾达到1000多公斤，在攀枝花等特殊生态区，精耕细作甚至取得1082公斤的最高产记录。

青山依旧，大江浩淼，田野里一派丰收的景象。而今，周开达来到江津当年他工作过的德感乡，望着金色稻田里那沉甸甸的稻穗，望着农民在稻田里喜获丰收的情景，他感到十分欣慰,便建议在当地双河乡建设一个杂交水稻试验站。
    周开达的老同学、江津农业局副局长曹辉鹏帮他四处奔走,终于在1986年在这里建起了一个试验站,试验站旁边还有20多亩试验田，原本担任双河乡农技员的杨德林被指定负责这个试验站,成为周开达在江津工作的伙伴。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到家乡指导这里的试验。每次来，他都直接奔往试验站，从不惊动当地的领导。来到这里，他依然是穿着他那件破旧的老头衫，亲自犁田、挑粪、栽种、收割……

当地一位曾经经历过旧社会饥荒和“三年自然灾害”80多岁老农，曾紧紧抓住周开达的手，颤声这样对他说道：“周教授，你搞出了杂交水稻，让田地增产，让我们农民都能吃上饱饭——你，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救命菩萨呀！……”

周开达闻听此言，他眼含泪水，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应该感谢党，感谢这个社会……”

是的，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在全国表彰“为新中国建立和建设做出杰出贡献人物”时，江津这地方，受到表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当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党组织筹措了大量活动经费的“红色资本家”肖林；另一个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科学家周开达——对周开达的表彰词是：“为人类谷物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年专家”。

   尾       声

他轻轻地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

2013年7月20日，周开达病逝于成都华西医院。

2000年，他在北京一次院士大会上作学术报告时，突发脑溢血晕倒，成为华罗庚之后新中国第二个倒在讲台上的院士，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闻讯对有关方面指示道：“一定要让周开达醒过来，他脑袋里装的全是国家和人民宝贵的财富！”

是的，周开达的“产量再进一步提高”、“我国水稻口感超泰米计划”、“无融合生殖水稻”、“提前进行水稻转基因水稻研究”、“让农民不再为杂交水稻的种子发愁”等的研究，有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有的设想还没有实现啊！

然而，现代医学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周开达在病床上整整躺了13年，最后他带着未竟的事业，也给中国科学界特别是种业界留下深深的遗憾，轻轻地走了。

他在贫困中出生，在饥饿中长大，在艰难中活着，在安详中离去。在他80年的生命途程中，他没有真正享过一天“福”。有人说，周开达似乎就是专门为了天下苍生的饥馑而降临到这个世界的——而今，他完成了上苍赋予他的使命，轻轻地走了。

苍松、翠柏、挽联、青纱，构成了一个庄严肃穆画面。他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一生躬耕为大地苍生，华夏神州颂恩德英名”的挽联，正是对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噩耗传来，举国无不悲恸。 

 “把自己献给了科学、知识和劳动，他们远比一切什么王朝更值得尊敬；这些人对人类和社会的贡献，比所有的元帅和将军更伟大。”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通过中国工程院对周开达院士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原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以个人名义送来花圈，对周开达院士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

袁隆平、张启发、傅廷栋、熊远著、陈焕春、邓秀新、谢华安、朱英国等几十位院士送来花圈，深深缅怀周开达。

 “周老师，您不该就这样走了／您怎么忍心留下年迈的师母／让她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生活／她需要您的搀扶／更需要您的陪伴／周老师，您不应就这样走了／留下悲伤的儿女／他们多么希望再给您沏杯茶，揉揉肩／周老师，您不该就这样走了／留下这么多弟子学生／他们多么希望能再听到您的谆谆教诲／还有稻田／金灿灿的稻穗希望得到您双手的爱抚／还有小路／希望能听到您坚实前行的脚步声／啊，周老师，您就放心的走吧／您毕生追求的未竟事业／毕竟有了后来人……”

周开达一生育人育种，稻种满天下，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邢少辰研究员含泪写下的这首《周老师，您不该这样走了》，代表了他所有的弟子和学生的心声。

“理论知识，你们已经学了很多，但还有一本厚厚的书需要你们去读，就是稻田之书。水稻品种选育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在稻田里干出来的。要理论结合实际，在实践中得出真知。”这是周老最后留给他学生们最真诚的教诲。

                           2013年10月18日于重庆江津

附：周开达照片与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舒德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出版有《惊涛拍岸——中国船舶工业进军世界纪实》、《深海丰碑——中国导弹核潜艇研制纪实》、《鹰击长空——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的传奇人生》、《当今奇人周兴和》、《联圣钟云舫》、纪实文学集《沧海横流》等，获奖20余次。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进修。曾任江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从事过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党委工作部长等工作。高级政工师。供职于成都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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